從「太陽花學運」談版畫與運動

陳曉朋

日前臺灣爆發「太陽花學運」，一群大學、研究所學生和民眾於3月18日發起佔領立法院的行動，以抗議國民黨立委張慶忠以荒唐的三十秒速度，草率宣布完成攸關臺灣未來經濟發展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委員會審查。在接下來的兩個星期，以學生為主的抗議民眾持續聚集在立法院外面，靜坐表達支持反對政府黑箱通過兩岸服冒協議。期間並爆發另一群抗議者於3月23日發動占領行政院的行動，遭警方以暴力強制驅離的事件。在學運領袖林飛帆等人的號召下，反黑箱服貿的民眾於3月30日在凱達格蘭大道舉行示威遊行活動，參與人數估計達數十萬人。目前「太陽花學運」仍然持續進行中。

在「太陽花學運」中，可以看到學生與民眾為了表達訴求，除了透過網路科技的途徑來說明自己的立場，也製作各種實體的文宣品來傳播訊息，例如張貼在立法院周圍的海報和傳單，以及做為支持抗議行動的身分識別使用，靜坐和遊行時所穿戴的頭巾和T-shirt等。其中北藝大學生直接在青島東路靠鎮江街一處成立印刷工作站，由不同系所的學生輪番接力絹印頭巾，學生估計從活動開始已經印製超過一萬條的頭巾。而民間的版印工作室也鼎力支持學運，椿版畫工作室繼協助絹印「308廢核遊行」的反核T-shirt後，繼續支援印製反黑箱服冒的標示布條及活動T-shirt，岩筆模和印花樂也加入相關宣傳品的印製。

如同這次在「太陽花學運」中版畫所扮演的角色，歷史上版畫與現實始終有著密切的連結，各種社會運動、民主運動、學生運動、改革運動，甚至藝術上的新興運動，都常以版畫的形式來傳達其行動宣言。以20年代末至30年代在中國興起的左翼木刻和後來的抗日木刻為例，即是利用木刻圖像強烈的視覺張力及情緒感染力來宣傳革命真理和鼓舞精神鬥志。對現代藝術設計教育影響重大的包浩斯 (Bauhaus) 學校，在由沃爾特格羅佩斯 (Walter Gropius, 1883-1969) 所書寫的宣言手冊中，更以利奧尼費寧格 (Lyonel Feininger, 1871-1956) 的黑白木刻作品《社會主義的教堂》(The Cathedral of Socialism, 1919) 為封面圖像，做為揭示一種新的教學理念的有力代言形象。

版畫被各種運動做為宣傳的工具（或武器）使用，本身具備了相當充分的條件與理由。和油畫、雕塑等媒材最早出現的時候，主要為宗教、政治、貴族等特定對象服務的出發點不同，版畫來自民間，因應節慶年畫、宗教經書、章回小說、書畫譜、樂譜等民俗用品和圖書的大量印刷需求而出現，身上流有為常民服務的血液，內容也很自然的反映出普羅大眾的內在想法。版畫複製特性所產生的複數作品，除了推動藝術的民主化 (The Democracy of Art) 的功能外，也有廣泛傳播思想和散播訊息的力量，以版印原理製成的海報、傳單、手冊、圖章等各種複數品，都常做為宣傳使用的媒體。

即使在數位印刷十分發達的今日，使用基本版印技術來進行印製仍然具有一定的優勢，特別是木刻和絹印的圖像，強烈鮮明具有獨特的視覺力量，相當容易吸引觀者的目光停留。這兩種版種同時具有材料取得方便、費用低廉、操作簡便、印刷快速等優點。以中國的抗日木刻為例，當時的藝術家把刻好的木版放在皮箱內，隨身攜帶至下一個活動地點，隨時都可以上油墨手拓木版完成作品，非常方便四處發放或以流動展（巡迴展）的方式進行宣傳。而孔版部分，除了一般印製在紙張和布料上所慣用的網版絹印外，型紙孔版的原理也常被使用，例如：臺灣的Bbrother（張碩尹，1982-）和英國的班克西 (Banksy，匿名，出身年未知) 兩位塗鴉藝術家，都是先製作基本圖案的型版後，再以噴漆噴繪出作品圖像，型版的使用讓他們能夠迅速的在不同地點「施工」，散播在城市四處的塗鴉作品則成為一種作者回應社會時事議題的另類發聲途徑。

版畫與各種運動的緊密連結，說明了透過版印過程而產生的版畫，它的時代意義在於做為一種與現實世界真實碰觸的證據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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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反黑箱服冒T-shirt
現場記錄
2014
椿版畫工作室，樹林